Michel Foucault & Judith butler

关于作者：袁应笑，1989年生，浙江金华人。2011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2013年耶鲁硕士，目前于伯克利读博。

苹果CEO蒂姆·库克通过Bloomberg Businessweek发表出柜宣言：“我很骄傲地成为gay，并且把我是gay看作上帝给我的最好天赋之一。”

让我惊讶的倒不是库克出柜本身，而是库克出柜在舆论上掀起这样的轩然大波。可能因为我这几年呆的地方对同性恋都相当宽容，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我鄙视同性恋”“我仇视同性恋”“同性恋不道德”的言论，所以有时我十分不理解同性恋何以有这样强大的身份认同。就好比，有的人就爱吃大米，有的人就爱吃面条，吃大米的人有必要跑出来冲着全世界大喊“我爱吃大米！我很骄傲地吃大米！就算天底下只剩下面条，我还是坚决吃大米”吗？

加州向来以自由开放著称。三藩市有一年一度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当然三藩的游行很多，而且无论什么游行，都能看到穿着皮制内裤、而且内裤内容丰富的暴走肌肉男。

硅谷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大部分劳动力都是男性技术宅，鼓吹同性恋简直是解决该地区人口性别失调的问题啊！库克自己也在采访中承认，他的下属都知道他的性向。大部分同性恋老总之所以没有公开性向，据某些媒体说，是因为担心影响企业形象——可是，在你使用某一款卫生巾之前，你会特地去调查一下卫生巾厂家的老板是不是同性恋吗？

耶鲁也以自由开放著称。新英格兰通常被认为是比较保守的地区，可是新英格兰的同性恋绝对不比加州少。耶鲁是最早正式公开支持同性恋的地方，大概也是新英格兰最大的同性恋聚居学校。学校里流传着一句话：one in four, maybe more。意思是说，路上四个人里，至少有一个是同性恋。

我听到过最牛逼的拒绝哈佛来耶鲁的理由是：因为耶鲁同性恋多。

耶鲁有一个LGBTQ办公室。LGBTQ是女同、男同、双性恋、变性、怪胎（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的缩写，找一个简单点的中文词翻译，就是变态。

要注意，这个变态办公室可不是什么学生组织，而是同教务部、国际部一样的地地道道的学校办公室，为同性恋和变性人提供各种资源，定期举行各种社交活动。

我去过一次同性恋披萨派对，被一个穿皮夹克的短发女人纠缠了半个小时，吃完披萨果断逃出来了。

纽黑文有许多同性恋酒吧。我和朋友去过一家女同酒吧的聚会。可能因为那酒吧很本土，酒吧顾客多是纽黑文的当地人。于是，那一次的女同聚会，便看到无数中年白种女人。

在我印象中，妈妈辈的白种女人往往是同性恋的反对者。可是，从那一天的情形来看，这些浸淫在两性婚姻一二十年的白人妈妈，才是真正的蕾丝先锋啊。

中文系、东亚系这样的文科院系，一方面大量为理科院系输送美女，另一方面大量为社会输送男同。我本科时的男同同学，都是当时学校里的风云人物。要不然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各种社团活动全面开花的，要不然就是绩点巨高学术巨牛最后上哈佛的。并且，这些人，从外表来看，好像都是受，形貌秀丽皮肤白皙，要不然是温柔善良善解人意，要不然是伶牙俐齿傲娇毒舌。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在男生女生中都很吃得开。仿佛性向这个东西跟才能和人缘极其挂钩。

在耶鲁时，一起上课的同学里，有两个男生是gay。一个是英国人，黑头发戴眼镜，温柔腼腆，长得像哈利波特。从他的形貌已经丝毫看不出中国人的样子了，但他的太爷爷是上世纪初移居英国的北大教授，所以他有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他上课发言悄声细语，却是井井有条很有逻辑，很得老师喜欢——就是我说的那种成绩又好、人缘又好的类型。偏偏又是很善良的男生，想嫉妒都嫉妒不起来。

另一个是新加坡人S。他看起来很文弱，总是愁眉不展；讲话悄声细气，非常好欺负的样子。我就把他当弟弟看，经常嘲笑欺负他。他们师门一共六个人，也一律把他当小弟使唤。老师组织披萨派对，都是他负责去拿披萨。我跟他相处整整一学期，才知道他已经三十三岁，比他们师门的大师姐年纪还大——我刚知道的时候真是特别无语。

他跟我谈起过同性恋的生活困境。他年纪已经不小，也已经向父母表明性向，但是并没有得到父母理解。新加坡虽然开放，自由化程度绝对没有美国高。新加坡的老一代华人，恐怕会比中国大陆的中国人还要保守。同性恋运动此起彼伏，闹了一波又一波，但能影响他们的父母吗？或许不见得吧。

S与他的男友相处八年，未来却仍然模糊不清。同性恋与异性恋相差最大的一点，就是家庭。异性恋家庭有小孩的羁绊，即使双方感情失和，有时也会为了孩子而继续走下去；同性恋家庭是没有这样的羁绊的，也往往没有婚姻约束，想走就走说散就散，随时都可能分别。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据S描述，同性恋的圈子很小，并且也很混乱。他们换朋友换得非常频繁。反正没有责任没有承担，为了新鲜猎奇，而把一个圈子里的所有人都睡一遍，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当然，换个角度说，异性恋的圈子也未必就有多干净。泡酒吧的玩一夜情的，也无非是各取所需罢了。

教授当中的同性恋非常多。

大名鼎鼎的法国哲学家福柯就是这个领域的先驱，1984年死于艾滋病，可知私生活并不检点。

伯克利著名的性别学者朱迪斯·巴特勒也是同性恋。她讲课讲到一半，便会来一句“下周我飞去见我的女伴”。

做中国汉朝的女教授也是同性恋。我到时，她的女伴刚刚去世不久。

耶鲁就更不用说了。我在的时候，东亚系一位做日本文学的先生因为抑郁症休假一年。他也是同性恋。

——可是，大概也是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在七嘴八舌地议论，也进一步证实同性恋确实不一样。

无论我们多么宽容，始终会把他们视为另一种人。而他们自己，在各种运动各种出柜声明中，也进一步地，把自己孤立出来了。

耶鲁的同性恋势力太强大，以至于性向正常的人都很容易被掰弯。某个节骨眼上，我写论文写到郁闷，出去参加了一个什么聚会。回来宿舍时，就跟来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我们俩站在床前面面相觑老半天。我尴尬得不行。她说：“试一试吧。说不定你是，而你自己不知道呢？”我一想有道理，那就试一试吧。

我们于是互相拥抱着，嘴唇慢慢接近，最后靠在一起，温暖湿润的……三秒钟后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松开她，无比确定：我不是，我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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