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 王辉耀 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顾问，美洲新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共同主席。

　　在今年《财富》杂志举办的全球财富论坛上采访时，偶遇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他侃侃而谈中国人才制度改革。面对记录时突然找不到笔的记者，王辉耀及时递来一支笔。这个细小的细节使他很容易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他是个社会活动家，富有亲和力的性格，如谦和、平易、礼貌、善于交流等大概正是其职业素质的体现。

　　王辉耀在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大量活动和系列著作《我在东西方的奋斗》、《新华商之路》、《MBA通才之道》、《海归时代》、《创业中国》给他带来了“海归”代言人的称号。而我更感兴趣的是王辉耀在其职业生涯中体现出的目的性和策略性。他是一个给自己定位很准的人，而且在教育、职业的选择上都具有前瞻的眼光，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多数中国人不知道MBA为何物时去读MBA不能不说眼光深远。可以说王辉耀很高效地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和能量，他的职业生涯是很紧凑的。在海归大批量涌现的时代，王辉耀的阅历大概具有成功学上的样本意义，能够指导人怎样去定位自己的角色，寻找一个良好的起点，以及怎样把握住自己事业的转折点。

　　从文学青年到商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不是从小就有特别明显的目标，特别有主见？

　　王辉耀（以下简称“王”）：这和我的经历有点关系，我很小就独立了。三四岁就在幼儿园全托，小学一开始就住校，后来又住在别人家里，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我经常吃不饱饭，偷偷去吃别人放在厨房里的剩饭。我童年不是很快乐，比较压抑。

　　记：有点像悲惨世界里的故事。那你当时对你的教育包括对将来的职业有过想法吗？

　　王：这方面可能还是受家里的影响。母亲的曾爷爷是岳麓书院的院长，是曾国藩的老师。母亲家里有很多书。有一两年停课，我就关在家里看书，那段时间看书养成习惯，学到很多东西。

　　记：你大学选择英美文学专业，在那时候是比较前瞻的。

　　王：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社会上开始流行学英语，后来就开始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文革”后再版简明汉语字典，当时我以为学英文查字典就可以会了，我就想买一本，相当于那时候十分之一的月工资。实际上我的选择不是很成熟，比较感性。

　　记：你什么时候完成从文学青年到商人的角色转换的？

　　王：我觉得我整个大学阶段是沉浸在文学青年的气氛中的，听美国教授的讲座，写英文诗歌，那时候比较自然地向往文学生涯，有心中偶像比如巴金、郭沫若、茅盾、胡适、林语堂。形成转变是大学以后考文学研究生没考上，后来考联合国搞的译训班也落选了。但从此开始觉得国际化很重要，我想出国，比如去英国，想出去见识一下英美文学的故乡。

　　记：读MBA是一个偶然的选择吗？

　　王：不是。我先到经贸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做翻译时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确实是很欠缺。我后来给一个来部里讲学的国外商学院的教授当翻译，了解到国外商学院培养的工商管理正逐渐热门，就下了决心要学这门国内前所未有的学科。

　　洗一万个盘子对履历没有任何帮助

　　记：你在学校里是怎样安排时间的？ 　

　　王：我提交申请的时间较早，商学院看见我的履历也感意外，他们从来没有招过中国外经贸部的官员。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学校，学校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只要是学校接收我，我就去读。我去读MBA的那个商学院还是不错的，去了以后，他们减免了我的学费。我当时就想拿更多国际经验。所以在假期开始积累工作经验，这时候就不能去餐馆打工了，打这种工就是洗了1万个盘子对你的履历也没有一点帮助。

　　记：送外卖、洗盘子这样的小时工在海外留学生里好像很平常。
　　王：这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事，这种工来钱挺快的，找起来比较省事，早晨去餐馆说他们需要人马上就可以干到晚上，不像进企业要事先做大量的案头工作，把简历做得很好，要去追踪，要去面试，还要去买西装。这些工作太繁琐，好多人经不起这样一个繁琐的过程，或者不愿意去折腾这事。

　　记：我觉得你很多的想法比较超前，你的目标特别明确。

　　王：我觉得可能跟起点比较高有关系，在商务部里干过一段时间，你再去一个学校他们都很尊重你的。而且我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去的中国MBA，他们还是比较重视的。当时我也想过如果两三年后我要进一个跨国公司的话，北美的经验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