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多的矛盾之外，我的心理也经历着另一种失衡。去牛津之前，我非常自信：曾经教过上万学生，词汇量有5万之巨，考过注册会计师，创办过自己的公司……到了牛津，我却逐渐感到自卑。随意翻阅班上同学简历，发现来自美国的同学不是哈佛、耶鲁，就是斯坦福，最差的也是伯克利。

上课的时候，举止优雅的教授洋洋洒洒说了10分钟，我竟然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却不幸被其点名回答问题，只好硬着头皮回答。才说到第二句，一位美国同学就用无比快的语速来反诘我，那一刻，我引以为荣的英语很受伤。在小组讨论过程中，当我们模拟收购英国最大的超级水厂时，我却不会用Excel，他们说起术语，我也只有点头的份儿。

在牛津学习的每一天都像绷紧的发条，比如和同学讨论一个方案到晚上吃一个汉堡充饥，再去图书馆，从6点坐至晚上11点；而后骑着山地车回到宿舍，那是30分钟的路程；回去后仍有3篇Paper要做，肯定要写到凌晨2点多。坚持了两个月，终于不行了，我第一次病倒了。此前在中国，我的外号叫“身体健康”，我有五六年不曾感冒，现在竟然39℃高烧。其实是累倒了，全班140个人几乎都被累倒过一次。

以前我自认为多才多艺，会吹横笛、弹吉他，曾经是校足球队的超级前锋。在牛津，我的信心又一次受到伤害，同学中有悉尼奥运会的冠军，班上竟然有13个牛津校队的成员，冰球队、棒球队、摔跤队、足球队甚至在泰晤士河上与剑桥对峙的划船队。我的前锋基础在牛津是不被承认的，自信心又被去掉一块。

我和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小伙子很谈得来，他学了三个专业，最后一个专业是中国哲学，学孙子兵法。这个小家伙说了这么一句话：“在耶鲁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参与不了的活动，没有我完成不了的课程，但是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到了牛津大学。”

最后，终于熬出来，顺利毕业，但是我相信自己在牛津得到的绝不仅仅是一纸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