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取得成功，需要每一个子系统的协同；要它失败，只要一个子系统发生故障。语文课程改革，当前遇到的问题正是这样。改革的各个子系统， 发展不平衡。有的子系统的一些环节有形成血栓之势。这个就是评价系统，主要是高等学校入学考试。这个关键环节的改革换汤不换药，整个改革系统就有梗死的危险。

　你不能说它没有改革。从某些方面来说，高考改革的力度还是挺不小的。例如，在改革前一张考卷覆盖天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上海、北京已经单独命题。原来的全国考卷，一百五十分的试题，除了作文六十分以外，九十分是标准化的客观题，而今，标准化的客观题只剩下四十五分，其余四十五分已经变为“主观题”。过去是命题作文，对于主题有强制性的规定，如今强迫人说谎的题目，已经成为笑柄，目前的话题作文，自行确立论点的能力成为考试的要求。尽管如此，令人尴尬的是，相对于《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改革力度以及课本的多元化，高考试卷的改革不能不说是滞后的。不说别的，就说高考作文分值比重固定在六十分上，问题就很大。作文，一般是很少不及格的，水平比较一般的，并不需要多大努力，也能考到七十分左右，折算起来，四十二分。而作文非常优秀的学生，也很难取得满分，一般也就是八十几分，折算起来，也就是五十一二分的样子。两者相差不过八九分。作文一般的学生要提高到优秀水准，要花多少工夫才有希望达到？有的可能一辈子也达不到。人文素养和语言驾驭水准的提高，是很难立竿见影的。就算是皇天有眼，终于有所提高，甚至如愿以偿，也不过是八九分。而阅读题所占的分值要比作文大多了。以2003年全国高考语文考卷为例，一连三道篇幅不太长的阅读题，加起来是三十五分。要增加八分，甚至八分以上，并不需要多少人文素养的相应提高，只要在应试技巧上认真钻研一番，可以说是十拿九稳。在这样的考试模式的君临下，还有谁把作文水平的提高当作一回事？但是，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作文，这恐怕是有识者的共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我国的基础科学教育，在世界上也许并不落伍，尤其是数学，比之美国要强许多，一个普通水平的中学生到了美国也许有半年在课堂里发呆，不知老师说什么东西，可是到了第二年数学就能在全班名列前茅，再过一个学期，就可能是全校第一。而我们的作文，却不能这样乐观。一个美国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经过自主阅读，写出一篇批评布什总统减税政策的文章，说明这有利于富人，而对穷人不利，并不很令人意外。而要我们的初中学生做出这样的文章，就显得难能可贵了。看看我们高考所出的作文题就明白了，弄来弄去，都是一些感性的常识题。什么要不要坚强啊，要不要诚信啊，什么要不要救人啊。说是自行立意，可是道德前提明摆着，根本不用动脑筋，就有现成的主题。这样的所谓话题作文，虽已从改革以前的政治话语的强制性规定中解放了出来，但又进入了道德话语的牢笼。学生的独立思考、具体分析能力并没有相应的提高。2003年，全国高考卷中有一道题，说是有一户人家墙倒了，邻居说得赶快修好，否则会有小偷，自家的儿子也说，不修会遭偷窃。当天晚上，果然就被小偷光顾了。这家人就怀疑邻居是小偷，而认为自己的儿子很聪明。作文的题意，要求分析情感的亲疏和认知之间的矛盾，大部分考生捉襟见肘。据一个省的统计材料：往年作文平均分是四十二分(合七十分)，而当年的平均分则为三十四分(不到六十分)。一般中学老师感到困惑并不奇怪，而一位在改革上做出成绩的老师也在网站上发出“这样的题目脱离中学生实际”的声讨，这就不能不令人沉思了。这样命题，改革力度并不太大，与世界水准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把我们的作文题和法国的高考作文题相比，真是让人不寒而栗。人家的题目都是哲学性的思辨题，诸如“我是谁”、“权力是不是一定意味着暴力”、“自由是不是就是拒绝的权利”等等。

　　(二)简陋的是非题模式被奉作神明

　　这本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为什么海内有识之士对之视而不见呢？

　　这是因为，客观题、标准化是从人家美国托福考试模式批发进来的。人家托福一年考几次，只有一次是考作文的，而且所占分数也不多。其实，这不是因为作文不重要，而是因为托福是一种商业化的赢利模式。托福的意思就是一种把英语当作外国语的考试。考生来自世界各地，讲上百种母语，命题者对人家的母语一窍不通，万不得已，只好用英语考英语。至于把答案简化为四项选择，倒不一定是万不得已，而是为了有利于机械化评分，工资支出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作文是主观的，不能机械化评分，采用手工方式，一张张考卷去改，人工耗费就大多了。把作文的分值降低，选择题的分值提高，也就是把成本降低，把赢利提高。光是去年全世界就有一千两百万人参加了托福考试，这家考试服务中心挣了七亿美元。客观题、机械化评分对于他们来说，是摇钱树。

　　我们的高考是考外国学生吗？不是。我们的高考是为了赚钱吗？没有人敢作肯定的回答。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袭用人家赚钱的商业模式呢？

　　惟一的可能的答案是：迷信洋人。迷信的特点是：对于洋人的局限性没有严肃地分析。

　　把问题简化到剩下四项选择，有利于赢利了，但是可能产生一个后果，那就是太简单，没有难度。为了弥补这一点，他们采取一个办法，那就是设置了干扰项，也就是弄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掺和。这样的做法，往好里说是考核学生思维的精确度，往坏里说，是逼你钻牛角尖。但是，由于语言符号本身的局限，再加上语境的变幻，能指与所指的浮动，越是复杂的问题，就越是难以绝对准确地定位，因而干扰项就造成了一种人为的难度。这种难度的消极性，在比较简单的语句问题上，也许还不算太突出，到了比较复杂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富于人文精神的文学作品时，人为的难度就很容易变成人为的荒谬。但是，美国人的实用主义让他们很聪明地避开了文学作品，托福考题从来就是在实用理性比较强的领域里打转。虽然如此，他们也很难避免这种模式本身从娘胎里带来的第二个局限：试题的，也就是思维的模式贫乏。只要把干扰项拿掉，就成了或是或非。这就暴露了它本质上就是是非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乎其神的托福考试模式，不过是一只纸老虎。但是，这只纸老虎在没有被拆穿之前，却受到神灵一样的无限崇拜。

　　这种崇拜的特点，就是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我们高考中的文学文本比托福的考题要复杂多了。因为人家考的是不会讲英语的外国人，我们的高中生的汉语是讲得很溜的。人家托福考的是：低级英语(口语听力)和中级英语(经过简写的文学故事和科普常识)，而我们的考题中还有高级的古代汉语，我们的考试专家的胆子比人家大，不管多么复杂，一律都以托福为准绳，连中国古诗歌的经典文本也敢拿来做标准化试题，其结果就是伪问题和荒谬的标准答案层出不穷。

　　托福考试作为思维模式是很简陋的，在考初级和中级英语的时候已经不够用，要以干扰项来补救，用来考比较高级的汉语，就更不够用了。这就迫使我们(还有台湾、香港)不得不把干扰项更加繁化，发明出一种“多项选择”，四五项答案，正确的选项数目不定，也许是四项，也许是一项，只要选错一项，哪怕多数选对，也一分不得。这种多少有点无理的“创造”，把托福考试的弱点发展到极其荒谬的程度，近几年在各方面的批评声中似乎销声匿迹了。但是，托福模式的根本法门，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模糊化，设置似是而非的干扰项去刁难学生，在历届高考试卷中则没有任何变化。其主要特点是凭空制造混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模糊。最近报载，某省中考，有一托福式的选择题要求考生从四句话带着重号词语中找到运用不当的一项。标准答案是“记者在小汤山亲眼目睹了医务人员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感人的工作场面”中的“亲眼目睹”是运用不当的。出卷者的解释是，亲眼就是目睹，二者重复，结果引起大哗。其实就在同一题中，就有“家喻户晓”，不也是重复吗？这种重复有时是互补性的强调，有时出于结构上的对称，如“亲自参加”，“不伦不类”，只要有一点语感，都不会产生这样的庸人自扰。

　　我们的高考试卷，因为涉及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就又了另一种“创造”，也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古典和当代诗歌试题中不去追究情感和智性的整体内涵，如在郑敏的诗《金黄的稻束》中本来应该探究为什么把收割的稻束和母亲联系起来，而且还强调母亲的“皱纹”是“美丽的”，“疲倦”是“伟大的”，但是，试卷却钻牛角尖，考核学生对于“字词句”的机械识记，要求学生判断这首诗的背景是不是“薄暮”。如果没有干扰项，做这样的辨识易如反掌，有了干扰项就神秘了。其实，真要研究背景是否是薄暮的话，就应该问一问，为什么母亲的意象，不能和朝霞联系在一起?

　　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例如，许多成语组成令人眼花缭乱的排列组合，叫学生去找寻其中有一个错误的组合，等等。这样的花样，充其量不过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时则完全是无谓的自我折磨。

　　虽然命题者口头上应该是不反对当代文化哲学的基本前提：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是复杂的，读者的理解是可以是多元的。但是，在所谓客观题标准化的模式中，却只能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尽管我们的高考作文试题已经有了“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那只是做作文时说说的，就在同一张考卷上，阅读题的答案只能有一个。这是对当代文化哲学成就的嘲弄。有一种力量比当代文化哲学更有力量，那就是商业的力量。机械化评分标准和正确、错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是不能相容的。其结果是越复杂的问题，这种客观题的标准答案就越是可能带上主观武断的色彩，甚至文字游戏的味道。这样的文字游戏，表面上神气活现，可实际上其思维模式是以粗陋贫乏为特点，却居然横行中国达十多年，而很少人大声疾呼改革，在思想解放的今日，实在令人不解。拿起这几年高考语文试卷的任何一卷，挑出其中的任何一道客观题，你不能不为其思维的枯窘而感到惊讶。总是：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下列判断正确的一项是，以下加点字读音相同的一组是，下列各句没有语病的是，等等。不管花样如何翻新，其实质就是形式逻辑的非此即彼。

　　非此即彼的模式如此反复地强调，在中学生的思维从简单走向复杂，从直觉走向分析的过程中，显然是有消极作用的。但是，屈服于高考的分数体制，除了以机械的重复来代替活跃的质疑和思考，别无选择。就是熟练地掌握了应试技巧，千辛万苦做对了，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明明没有看懂，而是懵对了的)，此外，还有冤枉的，知其所以然而不然的(明明读懂了，却被干扰项搞昏了头，做错了)。从哲学上说，这代表着一种很僵化的方法论，亦即把学习当成机械记忆结论，而不是提出问题作正反面思考的过程。殊不知，如果把真理看成只是结论，是肯定要变成教条主义的。因为真理是一个永远没有休止的过程，思考的过程，比之结论更能表现水平，而托福模式连起码的因果分析都没有。辩证法的矛盾对立，系统论的互相制约，科学主义的证实和证伪，都被排除在想象天地之外。逼迫孩子长期在这种贫乏的思维模式中讨生活，实际上是对于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潜能进行无情地摧残。

　　教学改革的所有目标到了考试这一环节全部被消解。这样的“脑血栓”，理所当然地让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感到痛心疾首。

　　试卷最为荒谬的部分是以诗歌作托福式的选择，自然也遭到最无情的批判(参见孙绍振：《标准答案还是荒谬答案》，《中华读书报》2001年12月12日)。命题组很快作了开明的让步，第二年诗歌从托福模式中消失了。相应的，主观题增加了，这应该是对人文精神的一种解放了吧？然而，中学语文教学权威王大绩先生一语道破：“主观题客观化”。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本来主观题就是让学生自由发挥以表现其独立的多元见解，但是，几乎所有主观题都有所谓“参考答案”，也许，为了方便改卷，有无可厚非之处，但是问题出在构成那些答案的原则上，姑且不说那些每年都少不了的错误(包括常识性错误)，就是没有多大错误的，都是简单的几个“知识点”。这说明它所贯彻的仍然是只重结论不重过程的应试教学，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取得了合法地位，变成了一种“亚填空题”，在思维模式上和是非题没有多大的区别。就是这样，命题组还是不放心，非得在阅读题最后再来一道标准化的选择题不可。

　　这是因为，命题组在诗歌方面的让步是羞羞答答的，而不是原则上的，多少表现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被动性。在阅读题中，仍然基本上以文学性散文为主。他们在观念上的系统的自洽都顾不到，既然诗歌作为文学作品不宜作托福式的标准化理解，那么文学的散文为什么又非得有客观的选择题不可呢？

　　这种思维模式上的僵化并不局限于高考，最令人担忧而无奈的是它对于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的霸权性规范。中国教育学会中学教学专业委员会会刊《中学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2003年7/8月合刊，有一个“全国中学文学作品个性鉴赏大赛”,分为古代诗词曲鉴赏、中国当代诗词曲鉴赏、外国诗歌鉴赏、散文鉴赏、小说鉴赏、戏剧文学鉴赏、影视文学鉴赏和科技小品鉴赏。其中优胜的设计者五十余位，想来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有一定成就甚至是权威的老师。专题栏的名称表明编者以“个性”为标准。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却似乎违背了编者的原旨，这就是除了古典诗歌部分外(因为古典诗歌不让步不行了)，几乎所有的练习思考题都有客观选择题。就是所谓“主观题”，也是主观题客观化。光凭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感觉，占据于中学语文教学课堂要津的仍然是托福的思维模式。只要不为任何某种既得利益所迷惑，就不能不认同这样的呼声：高考指挥棒不改，其它的改革，都可能化为骗人的包装。

　　彻底改革必须是系统的改革，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允许在各个部门暂时有一定程度的不平衡，但是，系统的协同性质，又不能承受任何子系统长期的滞后。长期的滞后可能导致系统的失调，甚至是崩溃。

　　新颁布的《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无疑是语文教学的“宪法”，语文教学的一切方面都在这里获得存在的基础，违背其精神的一切观念和做法，都要丧失其合法性。针对我国目前流行的客观化、标准化考试方法，它特别规定了：标准化的客观题不能成为评估学习成绩的主要形式。然而，由于全国高考试卷的换汤不换药，主观题客观化，仍然在回光返照，借尸还魂。

　　从表面上看，语文试题的争论集中在标准化和客观题上，这似乎属于外部形式范畴，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蕴藏着深层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改革不是表面考题形式的变化，而是价值观念的颠覆和重构。潜藏在托福模式下面的思维模式，其特点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惟一的、标准的、客观的答案。这种答案的正确性是不须要任何因果分析来支持的，与命题者确认的答案哪怕是有微小差异的表述，都是绝对错误的。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不仅仅对于人文精神、审美的多元价值是一种背离，而且对于当代科学创造所不可或缺的想象力，也是一种扼杀。但是，它却潜藏在高考这种决定命运的选拔形式的深层，就不能不在青少年的思想深处打上深深的烙印，对于他们的世界观产生长期消极的影响。托福模式曾经使中国根深蒂固的考试传统获得了一副现代化的伪装，十多年来对中国青少年的个性和创造力的扼杀惨烈到什么程度，是很难以某种统计数字来量化的。同时不应该忽略的是，受害者也包括命题者本身，在这种简陋的思维模式以外，他们已经丧失了想象力。如果有人公然主张把客观题的分值降低到百分之十到十五，作文题的分值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他们会以为这是在发疯。不幸的是，这种疯子的狂想，已经在他们奉为神明的美国从托福模式中孕育成熟了。这一点，正是笔者要详加论述的。

　　(三)在美国人那里旧托福模式已经面临寿终正寝

　　说起来还真有点反讽的意味，人家美国人，托福模式的发明者早就感觉到了这种模式的致命局限，首先就是高分低能。这一点，我们高踞垄断宝座的命题专家可以熟视无睹，但是美国商业机构，出于对竞争的前瞻和市场利润的危机感，却不能无动于衷。

　　美国人并不是傻瓜。他们很快发现，中国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的聪明的专家们，早已破译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发明了一套连看带懵的办法，无往而不胜。成千上万的托福考试机器被新东方培养出来，中国青年在英语考试中所获得的高分令美国人瞠目结舌。据统计，在全世界托福考试成绩中，除了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新加坡、印度、菲律宾以外，中国名列第一。中国留学生轻而易举地取得比美国大学生更高的托福成绩是屡见不鲜的事，但是，不论在交际还是写作能力方面，他们与美国大学生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起初，美国人还只能用不断提高中国留学生入学分数线来堵住漏洞，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尤其在GRE实行机考的过程中，中国学生的高分潮流一次又一次地使美国人大跌眼镜。他们终于意识到所谓客观题、标准化的命题方式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南方周末》记者李宏宇采访了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TS)，该总部的苏珊·秦承认：“以选择题为主的考试时间久了，难免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不能准确地反映考生真正的语言应用能力。”他们自2000年就开始组织美国二十多家大学的专家，成立了“托福2000小组”，并制定出新的考试标准和方案。第一，托福增设了“TWE”(英语作文)，其根本准则是看学生有没有自己的见解，思想的主体性和语言的灵活性都是评分的根据。惟一的、标准的答案在这里无容身之地。从语法和正词法来看，也不像客观化、标准化那样有一点小错就扣去全部分数，有个把词汇或者语法上的小错，分数不受影响；只要你表达明白了，意思别人懂了，这就行了。第二，新一代托福的听力考试还和口语密切相关。“独立的口语技能”要求学生对给定的话题，比如“世界水资源保护”发表自己的见解，“综合口语技能”则是在听或读一段材料后讨论，二者实际上是口头自由作文，没有自由作文能力的学生是很难获得高分的；写作则更是要求主体的见解和为文的构思能力，阐释、论证的能力，只不过是把口头表述变成了书面表达(见《南方周末》2002年10月31日，C17版)。新一代托福考试的根本精神是发挥学生的自由思考能力和语言文字的灵活运用能力，标准化、客观化的试题已经从百分之百降低到百分之十到十五。这就是说，主观性的作文和口头的自由作文的分值，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

　　在托福模式的发源地，以标准化、客观化为特点的旧托福模式的末日已经不远了。在我们国家，追随旧托福模式的语文试题的的日子照理也应该是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了。然而，改革又是权利和利益的再分配，在历史潮流面前，抱残守缺，千方百计地延长其好日子，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他们的好日子不会太长也是可以预料的。

　　花了十多年的工夫培养了对托福考试的迷信，这种迷信已经成了一些人的思维模式，加上又和既得利益结合在一起，做些小修小补是轻松愉快的，但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旧托福的思维模式，就有一点打破饭碗，甚至打破脑袋的凶险了。

　　对于旧托福的迷信，主要是对于所谓客观化的迷信，以为高考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客观化、标准化才能保证。如果说这也不无道理，那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建立在过时的技术基础上的道理。旧托福模式产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它只能以一种非常简陋的塑料透明板覆盖在答题卡上，取得商业化的最高效益。然而四十年后，电子科学的突飞猛进，已经使人机对话有了可能，主观性很强的随机对话的评分在技术上已经解决，高度主观化的答案已经不是评分的难题。托福网站上公布了一种试题，就是六幅连环漫画，第一幅是油漆工人在公车的长椅子上钉一张纸，上面写着“油漆未干”；第二幅是一阵风把这张纸吹飞了；第三幅是一位先生在这张椅子上坐下了；第四幅是这位先生在椅子上看报纸；第五幅是他发现自己的衣服被弄脏了；第六幅是他走向洗衣店。考题1，要求考生，把这六幅漫画的故事在一分钟内用英语讲出来。考题2，在三十秒钟的时间内说明这位油漆工人本来应该怎么做来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考题3，如果这位先生是你，在你把衣服送到洗衣店以后，发现你明天要穿这件衣服，而洗衣店一般要两天以后才能洗好。你用四十五秒钟时间打电话，说明你想当天就要拿到洗干净的衣服。考题4，这位先生在念报纸，报纸和电视是新闻的主要来源，用六十秒钟的时间说明二者各有什么优缺点。

　　答案肯定五花八门，在六十年代，很难想像如何统一评分。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把主观答案的客观评价的难题解决了，可是我们位高权重的考试专家们却大愚若智，他们对于解决汉字并列和英语的单词分写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紧迫感，只满足在对托福旧模式上打些新鲜补钉，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们天天在会议上喊“与时俱进”。

　　当然，我不是说中国的高考马上就照搬美国新一代托福的模式。但是，至少也应从中得到启发，是不是也应该在新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像人家一样集中一批专家，花上几年的功夫，设计出一套有中国语文特点符合中国国情的考试模式呢？

　　除了语文外，我们的英语、数学、物理、化学，乃至历史、地理无一不是跟托福模式跑，许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时时为一代中国学生为这种僵化的教条束缚而感到焦虑，但是，我们的考试专家，他们并不着急。这是不是一种最严重意义上的失职呢？也许我言之过重了，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不管失职不失职，对于历史来说，每一个人迟早都要被推到它的审判台上去的。